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2011年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世界经济下行，外部对中国制造需求拉动力的减弱，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是互为影响和作用的：如果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本身是健康的，会从经济增长下行中走出，并且，由于人口规模较大而带动全球经济走出下行状态。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我认为，有其自身的因果形成机理和过程。

人口及其流动问题造成的“萎缩性衰退”

几乎是世界上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人口增长的放缓，特别是年轻人口和劳动力开始陡坡式减少，而人口结构急速老龄化、劳动力减少、消费萎缩、劳动成本上升、产品中养老成本越来越高，对外竞争力快速下降。

城乡分割的户籍政策、农民先前基本得不到财产性利益的土地体制、推高地价和房价的地方土地财政，则使人口城市化因大部分农民买不起城镇的住宅而“青出老回”，所谓的城市化，实际上出现了“未化先滞”问题。

强制而长期的计划生育，实质是大伤了中华民族赖以复兴的元气，加上农民不能成为市民，城市化进程的实际中断，造成了国民经济萎缩性衰退。这是中国国民经济长期增长这次放慢和未来可能颓势主要的下拽力量，如果不设计其他强有力的实施方案和措施进行对冲，很可能会导致国民经济时间较长和幅度较深的大衰退。

首先，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是“未富先老”和“未强先衰”。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时，人口总体比韩台老化。中国2011年人口生育率1.4和增长率0.45%，高于韩国高增长结束之2002年的1.17和0.35%，低于台湾高增长结束1997年的1.7和0.95%。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0%，高于当时韩国的7%和台湾的8%，人口中位年龄比韩国和台湾要老11-12岁。高增长结束时，发展水平低于韩台的一半。韩国和台湾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2万和1.4万美元，而我们2011年人均汇率计算的GDP只有5414美元。消费活跃和年轻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减少。据近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中国到2030年，将会出现多达2450万的劳动力短缺。

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持续不断地衰退。这将会导致：

（1）从消费方面看，婴儿、儿童、小学、中学等生活和教育消费开始增长疲软和萎缩。目前普通小学在校人数每年以300万-400万人的数量在萎缩，以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未来连续的问题是，大学教育将会过剩和萎缩；后来就业的工厂等程度不同地会开始过剩并倒闭；住宅刚性需求在2015年顶峰后回落，房地产会萧条。

（2）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力会形成短缺并老化，工资持续上升，经济竞争的劳动力红利下降，而产品中所含的养老成本将急剧上升。从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350万左右的规模减少。由于劳动力增长和供给的放缓和减少，农民工工资从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元。产业成本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从德、日、韩、台的发展过程看，他们有的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有的即使出台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也未能得以真正实施。但分析相关数据，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进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社会；也无一例外地在此时，经济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快跌入了平均4%的速度区间。

而我们在人口增速会自然降低下来的变化趋势上，又人为地强制推行了计划生育，结果必然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从未来变化推测，这样的经济衰退，可能是长时间的，并且幅度有可能较大。

其次，中国的城镇化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人口向城镇流动，其居住增加导致房地产蓬勃发展，以及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推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分析显示：

（1）城镇中的住宅供应量，已经严重过剩。2014年底城镇的各类住宅，总量约为2.33亿-2.63亿套。从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开工的面积计算，又有5947万套的潜在供给，竣工后将又有2.92亿-3.22亿套住宅，可以满足8.76亿-9.22亿人口居住。

（2）农民工总体上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大多数进城农民只是出来常住打工。3亿左右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县城等买房的只有15%左右。2013年农村农民买房的房价收入比为17.53年，城镇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0年。总体上买不起城镇住宅。2014年，城镇居民中，约13%家庭租房，66%为1套房，21%的2394万多套房家庭，拥有5.6-6.9套住宅。城镇住宅分配，严重不公。

中国与德日韩台“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1）土地产权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导致农民总体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加之房价畸高，创业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去购买城镇的住宅。（2）人口流程，实际是“青年出村老年回”，总体上并没能成为终居住在城镇的市民。将有3亿-4亿人口，一生中出回循环，代际间传承，比城镇老年人口财富和消费低33%左右，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体制和流程扭曲造成的“挤压性衰退”

国民经济增长下行，有中国扭曲体制造成“国民收入创造→分配→投资→消费→再创造”过程紊乱的挤压性原因。国民经济有创造财富，分配收入，进行储蓄、投资、消费等，形成生产的市场需求，劳动者和企业再创造财富以满足市场需要，周而复始，良性循环。那么，中国国民经济，在这一运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体制对创新创业和经营准入及经营活力造成了挤压。创新在思想观念、发展方式、知识产权、技术发明、人才环境、融资条件、产业转化等方面，还有着诸多的体制障碍；创业准入虽然进行了大的改革和清理，但是，环节仍然较多，办企业比较一些发达和地区还是较难，没有真正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或者负面清单条款设置较多。

服务业，虽然是一个未来国民经济增长广阔的领域，教育、健康、医疗、养老、旅游、文化等等服务行业的体制，比制造业领域更加僵化，社会资金进入障碍重重；政府对企业经营中的监管，目前是问题并没有管住，而倾向于寻租、权利的监管设计，繁杂的程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各方面的体制不顺，成为创新和创造财富活力的挤压性制约因素。

其次，2014年银行、非银行机构和民间全部借贷业的利润，高达47300亿，比同期非国有非银行业的全部利润还要多4400亿元，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竟高达7.44%！整个国民经济，已经高利贷化。

其结果是，而非国有和非银行实业分配的国民收入，从1995年高的31.93%下降到了2014年的6.74%。从而导致非国有实业储蓄、投资、创业的相对萎缩。民营经济比例的相对萎缩，因其劳动密集型企业占较大比例，特别是创业者为中等收入者，因此导致居民在国民入中收入比例下降，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基础，进而造成这部分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相关地从1985年的51.58%下降到了2013年的37.48%。

再次，国民经济再进行传统性政府和企业投资拉起和刺激的债务风险之坎。一些学者提出，在出口和国内消费两大需求不足，经济下行的状态下，需要政府和国企拉起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速度上行。也有的学者强调，中国是一个政府行政能力较强的，有办法拉起速度来。这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政府负债率，2013年6月底数据为55%，2014年在重新申报，估计真实的负债率至少会达到65%；而且，中国外汇储备在人民银行帐户上，如果按照日本放在财政帐户上的负债计算，为GDP的37.4%。2014年1到11月国有企业负债率为65.37%，其中钢铁、铝业、铁道、远洋、造船、煤炭、房地产等行业国企的负债率大幅度上升。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仍在持续双升。截至2014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8426亿元，不良贷款率1.25%，较年初上升0.25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违约和展期情况也很普遍。再来一次2008年底到2009年的扩张借贷、拉起投资，整个国民经济低杠杆率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硬是出手，面临的将是严峻的金融风险。

结论是：对居民收入的挤压，导致了消费的相对不振；对民营实体经济收入的挤压，导致了非政府和国有投资能力的下降，而再一次由政府和国企来拉起投资在高杠杆率状态下，银行也不愿意再贷，硬出手，也面临极高的金融风险。挤压，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对体制和利益的束缚改革攻坚，释放被抑制的活力，改善和理顺分配的流程，使国民创造、收入、投资和消费之间，健康良性地分流循环，消除增长的挤压性症结。

服务贸易失衡与资金外流造成的“漏损性衰退”

1978年起，中国经济逐步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加入WTO以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竞争优势逐渐丧失。

在2008年开始的衰退中，许多经济学家往往看到的投资、消费、出口这样的增长因素，注意力放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上。对外经济关系中，也还是在关注货物出口增速和快与慢方面。对服务贸易不平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内容，以及资金外流对中国国民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影响，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没有以足够的研究。

首先，对外服务贸易中，2014年估计，存在着3000多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占GDP比例达3%以上。2014年，仅旅游和教育对外贸易逆差，为1650亿美元。在其他网络服务、技术服务和医疗健康等服务贸易中，逆差规模为保守估计也在1500亿美元左右。从2015年春节国人出外旅游的情况看，人数规模、出外购物支出等更是增长火暴。

由于国内旅游、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网络服务、技术服务等体制僵化、发展水平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对国内服务业发展和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发生了三个挤出：

（1）挤出国内服务领域的旅游、教育、健康、医疗等等消费需求，转移出境外，成为到国外旅游和留学的支出。

（2）挤出民间投资到国外。由于民间投资对服务业诸领域的限制太大太多，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中，64%投向国外的服务业。多是加油站、超市、餐馆等，许多投资者都移民了，并不向国内汇回利润。与“中国制造业过剩应向外投资工业产业，而国内服务业扩张需要加大投资”严重偏离。

（3）挤出未来如阿里巴巴这样的新经济的红利，由国外投资者掌控和分享。如果这种格局不能改变，服务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受到严重削弱。

其次，民营企业资金的外流，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的损失。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和折旧计提等变为储蓄，而储蓄形成的投资，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一个，从外部得到的投资越多，其经济增长就会得到越强的动力；而一个其国民收入的储蓄流出国外的过多，而国外流入国内的过少，则会发生投资动力的丧失。

21世纪前10年的后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前后，江浙等省，及漫延至全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并转移资产；甚至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现金后，转移国外，将濒临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

如，2012年，约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相似；超高净值人群中该比例超过70%。2011年，虽然浙江省有关部门出来否认，杭州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透露，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已经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

可能从2008年开始，考虑地下钱庄出去的资金，实际上投资流入就小于投资流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净流出为862亿到1891亿美元（地下渠道按两倍计算）之间，即国内净减少投资规模5344亿元到11724亿元之间，占当年国内投资规模512761亿元的1.0%到2.2%之间。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是投资走出去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相当多的投资走出去，与发达的走出去的不同是：一部分人移民，去而不回；利润留投资国，不流回国内，相当一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果形不成本国国民收入增长的内容。

再次，不法资金外逃，也是导致国民经济储蓄、消费和投资损失的重要因素。因贪污受贿及其他诈骗经济罪犯，为了躲避追究和使非法财产不受追缴，许多采取了出逃国外、洗钱和转移资金的方式。这些国内资金向外转移，其规模大小的不同，总和起来，也将程度不同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波及国民经济的景气程度。

关于中国贪腐人员外逃，包括其他经济犯罪人员，改革开放到2014年底，向国外转移了多少资金，一直是个搞不清楚的数据。

一是小口径外逃资金规模：按中方有关部门数据综合推算：为2420亿美元，15000亿人民币。二是根据国际中立机构保守的数据，加上现金方式流出部门的估计，以及近两年的测算：外逃资金规模为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人民币。三是根据一些网站搜集和透露有关部门的数据，综合推算较高的一个规模：外逃资金32000亿美元，合198400亿人民币。四是根据新闻传的斯诺登披露数据估计的外逃不法资金大规模：存款加保守估计的约为其20%的证券、黄金、股权和房产等其他资产，57600亿美元，合357120亿人民币。

分析下来，小外逃资金规模2420亿美元，显然是不可信的；其次国内各种数据所综合计算的32000亿美元外逃资金规模，也需要甄别；而所传的斯诺登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有48000亿美元存款的数据，也真假难辨。各种数据中，以全球金融诚信组织2002年以来的计算，并加上1988年到2002年，以及2013和2014两年的估计数据，改革开放前10年忽略不计，1988年以来，中国外逃资金规模23117亿美元，约143328亿人民币，可能较为可信。

如果对“财富创造→国民收入→储蓄和投资→国内消费→财富创造”的循环流程进行数量分析，加之上述这样大规模的漏损变量，显而易得的运算结果，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严重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这次国民经济的衰退，深层次原因是人口增长放缓及老化，人口城市化扭曲使国民经济元气和需求处于萎缩；体制和利益束缚，税费负太高，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对实体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形成挤压；以及，服务业贸易不平衡，实际直接投资外流过多，不法资金外逃等，导致国内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大量漏损。我认为，只有从这样的综合的视角去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才能真正把握其内在的成因，做到对症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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